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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一三章 政敌毕

张居正去了一趟天津以后，李彦直便松口表示自己病势渐痊，已有回京之意，高拱见他肯回京，心中一宽，暗忖张居正办事果然得力。

然而李彦直虽称病痊却还拖拉着，张居正对高拱说：“镇海公远征经年，破灭日本，消除了一大患，又携大量白银以助太仓，立此功劳，虽然不封王，我们至少也得有所表示。但朝廷至今未见一赏，他却不好下台阶。”

只要李彦直肯妥协，那就一切都好办。高拱心想这边也该让一步，与李春芳等商议后，便加李彦直为正一品左柱国——这并非实职，却是文武两班的最高勋号，明朝开国第一帅徐达便荣此勋。

李彦直一得此勋，马上答应半个月后便入京。

这么一来一回地迁延，日子很快便窜到了四月下旬。这段时间里读书人对李彦直的声讨一波盖过一波，政坛颇为动荡，但国家外无战事，内政方面由于有大量白银源源不断地涌入，刺激了经济的发展，通往欧洲的航路再次启动，又开辟了日本这个新市场，沿海商业便大见景气，李彦直从日本回来时又带来了大批的现银，他愿意将其中一百万两转输太仓，但前提条件是户部必须给陕西、河南、山西、山东以及北直隶这五个省的农民减负，他的理由是：“东南得海外贸易沾润，民有余财，北方却还没有因此受益，民生贫困，调有余以赈不足，才是长远之计。”

这五个省的农业税加起来也不到一百万两，这笔生意大大做得，高拱也是有心为民的官，自然答应——他也没理由不答应，若阻挠此事，势必被半个国家的农民给骂死。再说他自己就是河南人，将来回家何以面对父老？

农民们因税收稍减而得休养生息，商人们忙着赚钱，便都不来理会读书人的这些事。不过从士林讨伐李彦直的声浪开始以来，一两个月间不断有人进入京津地区——这些人或来自福建，或来自浙江，或来自上海，或来自大员，或来自南洋，却都不是宵小可疑之辈，而是在商界、学界有一定影响力的新锐，尤其以受新学影响的学生最多。

这些人总数也算不清楚，当在万人以上，尽管和京师的总人口相比不过百分之一，但这些人都是有颇有活动力的人，占据了茶楼、酒肆、客栈等民间舆论阵地，谈论的又都是有关镇海公之事，且其持论多与旧派官僚相左，既然相左，便有骂仗，新旧两派人马这一较量，单论声音大小竟不相上下！京师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倒像开恩科一般。

内阁对此也有耳闻，打听之下，才晓得不知是沿海地区起了谣言，说京师舆论要尽废镇海公所主持的所有政策，这可把许多人吓得够呛，而受新学熏陶的学子们尤其愤慨，他们认为李彦直十余年来转战四海，对外开疆拓土，对内安抚百姓，又盘活了经济，朝廷非但不赏反而见忌，若真让这些“腐儒”把李彦直倾倒，那国家的政策岂非要回到开海之前的窒息状态去？

“那可真是祸国殃民之举！”

新学影响的学生每谈论及此无不义愤填膺：“这些士绅公卿，自许救国救民，实际上却都是为了一己私利把持朝政，我等若不发出声音，叫天下间的老百姓知道，千载以下，史书还以为民心真的是向着他们呢！”

便有人提议说：“咱们这样在这里空牢骚也没用！我看不如就串联进京，若遇到那些腐儒朽绅，也好辩论一番，好叫是非有个分明！”

这个提议迅速影响到整个东南——甚至南洋！沿海数百州县，每县之中或三五人，或数十人，以新派学生为主体，纷纷串联入京声援。东南承开海风气之先，民多富裕，且有许多大商家、大商会对此事戮力支持，经费便不成问题，乡县学子到了府城便汇成一股小流，到了省城便汇成一股秋水，等过了江北，那真是浩浩汤汤，有如汪洋了。车马相接，船帆相联，一提起来都是北上声援镇海公的！同仇敌忾，一起入京！

他们散布在县市时没什么影响，一聚集却也有万人，发出来的声音便极其响亮！

这一番壮举，当时人只是觉得新奇，沿途州县以及顺天府衙门也只是警惕他们聚众造反，却不知后世史书对此甚是重视，还特别给起了个名号，叫“新学进京”！

这些新学学子进京时本只是带着一腔的热情而已，不料进京以后才发现开海派在京津地区也是有根基的。

自开海以来，上海、杭州、泉州一线发展起来以后，京津地区也跟着兴起——毕竟北京是政治中心，对白银的需求、对香料以及海外奢侈品的消费力，足以抵得东南一省！有远见的海派商人，都将这一带作为未来的重点进行布局，派了许多掌柜到此布点，甚至直接在这里开店，一些有世界性野心的商人甚至准备将总部迁徙到此。

北京城自蒙古变乱以后逐渐疲敝，正是靠着这样的一批人才重新兴旺起来。这一批过江猛龙是京津地区的新生力量，和旧派士子生趣不投，公卿士大夫议政论政时他们只装作不知道，继续做他们的生意。这下可好，来了一大堆与他们声气相通的读书人，他们当然要全力支持了。

高拱见这些人来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