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5年1月末~3月下旬

刘家村的战斗，在一小时内就结束了。两支队伍会师后，这边部队在打扫战场，带头的粟裕和黄克会面，了解了他的能力，知道了他带来的补给装备的数字，大喜之余，立刻在第一时间就制定了第二波的作战计划。

这一回，他盯上的目标，正是昨天要黄克“绕道”走的另一处隘口的白军。

在后世的军迷论坛上，谈起解放军中的“名将”，对“粟大将军”最多的评价就是“尽打神仙仗”――都是“战机稍瞬即逝”，“容错率很低”，刀尖上跳舞，风险极大的仗。

不过这也和他所处的战区环境有关，总是敌我实力对比相差悬殊，并非爱打，实则不得不打。

除了李润石这种“天降猛男”，明明没上过一天军校，自学就“无师自通”，看一堆乱七八糟的史书兵书甚至三国就能成材的异类外，其实所谓的“名将”，都是大浪淘沙，死人堆里爬出过，过滤出来的。

要有才华，也要有一点运气。

从南昌起义，到五次反围剿，再到后来的三年南方游击战争，八年抗战，无数的逆风仗，苦战，血战，无数次的开局就是“敌方十倍于我”，“噩梦难度”任务压力与磨练，方才锻造出后世这位“尽打神仙仗”的粟大将军的威名。

第二场战斗在当天下午发生，这是一场标准的山地伏击战。、

战前，粟裕故意将刘家村之战俘虏的白军尽数放走，无伤的三百多号人仓惶地被驱赶着向北逃窜，顺带给隘口的白军带去了“刘家村遭遇上数千匪共的突然袭击，火力强大，难以抵抗”的警报。

释放的俘虏中，甚至包括了被俘的白军营长刘德旺。因为全军覆没，这人为了逃避事后军法处的追责，在向友军报告威胁时，更把袭击他的红军部队人数，夸大吹成了数千人。

由此造成的恶果，就是那处以龙泉保安团和杂牌军组成混和部队，直接被吓得魂飞魄散，三百多号人当场就拔营向龙泉方向逃窜撤退，结果半路上一头栽进粟裕事先预设的伏击圈里。

一阵机枪猛扫，几发炮弹轰过去，埋伏在暗处的黄克和艾琳娜再操纵狙击枪挨个干掉骑着马，领头的看似军官的人物，只是一顿饭的功夫，四百多号人就集体举枪投降――其中近百名俘虏是刘家村这儿放掉逃过去的，这群人一天之内被俘虏了两次。

两战之后，粟裕游击队缴获的枪枝超过了七百条，战马五匹，几乎抵得上黄克要送给他们的枪枝数量了。战后的几天，附近的白军听说龙泉这一带惨败的战报，十几个地方团吓得齐步后撤，一天之内狂奔近百里，罗卓英精心准备的“打完这仗就回家过春节”的“节前治安整肃”围剿计划，还没有开始就提前结束了......

此次胜利，对于浙南游击队来说，意义极其重大。

在中央红军的枪械支援到来前，浙南游击队最大的缺陷，就是枪械太少，子弹不足，部队实力过于弱小――全军上下可用机动兵力，也就是千余人。

遇上实力稍强的，营级别以上的白军据点，除非集中整个游击区的兵力，否则极难啃下。即使强行啃下，又要担心攻坚作战损失过大，事后得不偿失。

“一场损失稍大战役都输不起”，这就是粟裕的困境。

粟裕不是不知道聚集兵力打大歼灭战的意义，实在是本钱太小了，而对手在与红军的常年作战中，也总结出了不少经验：总是尽可能地以营、团级别为单位进行清剿行动。在遇上黄克前，这种营级别以上的白军，据村而守的据点，粟裕是不会轻易地发动攻坚作战的。

远在天水的李润石主席，根据黄克提供的史料，以及自己早年在井岗山游击战的经验，对于运送给南方红军的补给物资，很注重的一点，就是努力地增加迫击炮数量。

到黄克最后一次离开离延安前，正在初建的陕北兵工厂，暂时还不能生产迫击炮，一切的迫击炮的获得的手段，就是阎老西的太原造兵工厂。

靠着一手拿枪威胁，一手挥舞钞票诱惑，“要命又要钱”的阎老西，在“李润石给的实在太多了”的“痛苦”中，前后卖出了超过四十门七十五毫米口径的太原造迫击炮，更以接近清空库存的方式，卖掉上万发的迫击炮弹。

一口气送来三千发炮弹补充，平均一门炮配三百发炮弹，这就是主席让黄克送过来的支援。一夜之间，粟裕能动用的有效火炮支援力度，甚至比五反时的瑞金红军还要大。

除此之外，还有一千杆的辽13步枪和一百万发子弹。这批军火加上此次战役的缴获，粟裕就有足够的武器扩军，把第十师变为名副其实的第十师。

足够的火炮和炮弹，保证了第十师在未来的战斗中，可以轻易地拔除象刘家庄这般的，团营级别的保安队据点。春节后的罗卓英再发动围剿作战，如果他还抱着“五反”的经验，把地方保安团以“营、团”的级别搞“堡垒推进”，结果就是狂送人头的下场。

黄克此次送来的物资，因为一部分还要支援福建的红军，最后选择的大规模“卸货”地点，是在靠近福建的庆元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