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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强行在

汉中囤积十几万大军，然后再在秦岭山区行军数百里，冲出汉中进入甘南，这里脆弱的补给线根本支持不了。

常凯申再怎么头铁，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剿匪长征，已全面失败。进入西北中央军势力虚弱的“朱毛二匪”，现在已有如蛟龙入海，猛虎入林，喘过气来后，很快就会象在江西时一般，“凶猛开始再次的发育”。

九月北方已开始入秋，十月后更将开始降雪转冷，此时大部分主力南方人的中央军，就算是再“热情”剿共，也不可能穿着夏装在冬季入陕甘。

九月份后的常凯申，一边暗中重整旗鼓，调兵潜将，一边假装和谈，却也不得不把“剿匪”大计，放到了第二年。

然后就是和“共匪”们谈判，为了释放第1师与49师那帮废物们的磨嘴皮喷口水时间。

某日，常凯申在日记中记道：

“共匪，又将越剿越多！”

“多年心血，一朝尽丧！胡宗南误我！伍成仁误我!”

宝鸡是红军在陕南力量东边的分界线。

以宝鸡市区为分界线，红军占领了南边和西边所有的山地制高点的有利地形，独独把宝鸡市到西安这一片地的平原地区“让”给了杨虎城。

城市是西北军的，大部分的农村和山区却是红军的。

面对着陕北会师后，总兵力已超过十万，全歼了胡宗南部的红军，杨虎城在宝鸡队的守军部队是“敢怒不敢言”，只能非常憋屈地困守住从宝鸡到西安的几处战略节点，任凭委员长怎么催促，也不肯出兵。

宝鸡周边的几处战略要点，北边的千阳县，西边的新民乡，南边的天台山，陈仓古道出口，此时全在红军的控制掌握中。

攻打红军？那是不可能打的，打死我也不会主动去招惹的！

在中央主力红军到来前，“单挑”都常被刘志丹的陕北红军按在地上痛殴的西北军，哪里有胆子招惹数十倍于刘志丹红军的主力红军。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前的数年，西北军围剿刘志丹红军的代价，就是把对手一度打得“枪比人多”。

九月五日，红军在宝鸡，向杨虎城主动释放了一批战俘，共一千人——这批战俘，这批战俘基本都是非战斗兵员的“辅兵”。早在拿下天水后，红军就首先释放了一批“甘陕”本地人，宝鸡释放战俘其实是第二波了。

战俘被释放的当天，宝鸡市记者云集，其中不少是千里迢迢赶来的第1师和49师的家属，更有大批的“外地记者”，有的记者甚至是从上海和北平赶过来的，其中也包括了外国记者。

释放战俘的地点，是在宝鸡城外红军与西北军双方默认“分界线”的交界处。这里以一道干涸的小河沟为界，河东属于西北军，河西则是属于红军，二者之间简单了随便拉了条绳子，就算是隔离带分界线了。

杨虎城带着他的警卫连，身边还围绕着上百名记者，正用极复杂的表情，看着对面那一大片穿着中央军军服的“友军”战俘。

作为一个从底层打爬上来的“老军阀”，杨虎城非常明白“能伸能屈”的道理。半个月前红军大兵压境时，他主动撤出宝鸡外围的战略要地“示好”，同时放任红二十五军过界。而后在双方私下的秘密交流中，形成了现在这样的“红白”分界线。

红军会在宝鸡释放战俘，在一个星期前就通知了杨虎城，由他来做出接应安排。

负责双方交涉的中间沟通人员，却是来自上海的“著名左翼人士”，“真国母”宋庆龄女士为首。第一师成立于黄浦，大量的骨干人员出自广东。由于其是“天子门生”，更是被许多炮党高官视为“登龙门”的“从龙”之地。

松潘之战后，红军这边通过宋庆龄的关系“传个话”，其家属自然而然就跟着她一起坐火车先至西安，然后再从西安转至宝鸡。这群家属人数足足超过了有四百人。

这些高官家属，本身就是支持常凯申的政治力量的基础。个个都有着各种七大姑八大姨，勾连起来，在国民党内的声音非常地大，又有“国母”带头。即使是常凯申，也无法在这个时期 阻止他们来宝鸡看望“家人”。

事实上这段时间，常凯申正在焦头烂额中。以汪精卫、胡汉民为首的各种党内势力，最近又不太老实起来，各种变着法子在炮党会议上说怪话，搞小动作，配合着左派势力，各种恶心着常凯申。好不容易被他压服的各路军阀们，除了“老实”的义弟张学良外，其他的各方势力，此时全在蠢蠢欲动。

“我身为民国的委员长，身边一堆猪队友和坑队友，我容易吗？”

此时已从成都飞往汉中坐镇的常凯申，正遥看着宝鸡方向，心里有苦说不出，焦头烂额，狼狈不堪就是他的现状。

松潘-包座战役，对常秃子的“打击”之重，远远超出他的想象。在拆东墙补西墙之下，快要吃到肚子里的四川省，被迫吐了出来。伸向西北地区触手，只余下汉中这一小块孤岛独苗。

红军公开在宝鸡释放战俘，二次揭他的创疤。事前向全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