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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文件质量的十分之一，中国革命也不至于搞到现在一团槽！”

当天晚上，得知“斯大林同志心情很不好”后，内部人民委员部的同志，也让正在接受审讯的米夫与王明，开始“很不好过了”。

而斯大林在对黄克送过来文件质量“赞誉有加”的同时，却拿起张国焘前面的“告洋状”电报，端在手里反复地细读着，时不时地在心里发出阵阵冷笑。

其在黄克把材料送过来前，他就知道中央红军和红四军的高层，现在正在发生激烈政治矛盾斗争。

在他看来，张国焘的南下提案电报，多看两眼都是浪费时间。反而是这份告状的电报，大有价值。

“有反对的意见，很好！”

“很多谎言，就可以通过对比判断出真假！”

“就让我看看，过去的十年里，你们打着我旗号，到底都做了些什么烂 事！”

黄克发给他的那份文件里，最要人命的地方，就是国内的留苏派，披着共产国际的虎皮，假传圣旨干的那一件件龌龊事，而且事后还要把黑锅全甩到斯大林头上。

这才是真正会要了王明命的黑材料！

比无能更大的罪名是欺骗和隐瞒，而比前二者更致命的罪名，就是污蔑斯大林同志。

对斯大林来说，此时的中国在他心中不过是一个“革命的分基地”，要想让他重点观注这里，最好的办法就是“羞辱他”！

斯大林连着两天这么关注中国的事，就是因为他刚刚知道，自己被人长期地，一次又一次地“欺骗，诬蔑、背锅”.......

王明和米夫，这回是彻底死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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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 晨

千盼万盼的张国焘，在天亮后，接到了莫斯科发来的专门回电。

电文里声称，来电已经收到，斯大林同志正在考虑。

尽管只是短短的一条，但莫斯科方面语气松动的感觉已十分地明显。

“太好了，那部大电台来得真是及时啊！”

得到消息的张国焘自然是欣喜若狂。在他看来，一定是昨晚的“揭黑告状”电报发挥了作用。

“幸好电台是共产国际特派员押送过来的，否则那帮人一定会把电台扣了。”

他在心里庆幸地想着。

只是他不知道的是，发电报的时候，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中国问题专家，正站在电报员身边，电报内容就是他指示发出的。

7月24日

更多让张国焘满意的电报从莫斯科发来，这份电报是同时发给张国焘和中央红军的。

电报的内容里，莫斯科方面不再坚持要求红军北上，而是反过来要求中央红军的人根据实际的情况，和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好好商量”。电报的末尾，还很委婉地加了一句：要尊重长期在川鄂地区作战的红四方面军同志的意见，毕竟他们更熟悉四川的情况。

拿到这份电报后，张国焘简直是狂喜。

而后，而后他决定全盘推翻原先的北进作战计划，事实上他从来就没打算北进过。

在和中央红军李润石又针尖对麦芒地大吵了一架后，出来和稀泥的伍豪同志，提意召开全体红军扩大会议，让中央、红四两个军团的红军团级以上的干部都参加。

“民主集中制嘛！”

伍豪当时说：“大家都上台演讲，上台发表对北进和南下的不同看法，让红军的高级干部们一起参谋判断！”

张国焘答应了，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中央红军的留苏派书呆子们”的最后挣扎。

时间被定在两天后，即7月26日，在沙窝红四军的总部举行。

而后也不出他所料，那个心有不甘的伍豪，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在红四军这儿大做活动，不停地找徐帅、余天云、何畏等一堆红四的干部谈话，甚至连许多团级干部都不放过。很显然是想说服他们，而这些被谈话的红四军将领，也很快把谈话的内容反馈到了他那里——他们都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会支持“张政委”的意见。

一切尽在掌握！

只是，张国焘不知道的是，在7月23日上九点的时候，北平某个警察局里，一名资料室的值班警察，悄悄地从资料库里，找出一份封存了超过十年的旧案卷，走到外面某个街头拐角处，然后以一手拿钱一手交货的方式，将其以一百个大洋的“高价”卖给了苏联驻北平大使馆特工人员。

这份资料袋被 拆开，在简单地看过资料的内容后，驻北平的苏联情报人员，在向莫斯科请示后，通过最快地渠道将其送回苏联——48个小时后到达莫斯科，而后早有准备的几位苏联笔迹专家，拿出张国焘在苏联中山大学时的笔录文件，开始鉴定......

一个小时后，拿到鉴定报告的斯大林同志，愤怒地吼了一声：“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