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屠

海路遥遥，前几天都很平静。船上无聊之余，东门庆只好和商人们、水手们闲聊。

赵谦和跟他说：出海来往，如果能顺利回家那是最好，如果中途出事，比如船漂到朝鲜，那就自称渔民，打出大明的招牌要求保护，如果是到了日本，遇到日本的官府同样可以打出大明的招牌，若是遇到浪人则要说自己是许氏兄弟或五峰船主的人。他还对东门庆说：“以王公子的学问，遇到倭人中较有身份的，如大名、武士或者僧侣，大可声称自己有功名！大凡能在大明取得功名的人，在日本都甚得尊重。”

这时的东海商贸圈基本是中国商人的天下，西来的葡萄牙人是在中国商人的帮助才得以前往日本，日本商人在东海商贸中的影响远不及中国商人来得大，朝鲜商人的影响更可以忽略不计。中国商人的这些辉煌成就，完全是在没有政府支持下取得的。

国民为了生存发展而要求与外国贸易，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其经商可以为国家增加税赋滋养民生，所以政府的正确态度本应加以支持、保护、引导并从中征税——这是春秋时管仲等大政治家就已经懂得的道理，与东门庆同时代的葡萄牙、西班牙诸国也基本是这么干。

但大明政府对民间的海外商贸不但没有实质性的帮助与保护，反而设置了重重障碍，争贡之役之后甚至全面禁海！在失去了正常商业通道的情况下，中国海商只好踏上走私这条既无奈又危险的道路。这时东海海面上除了这群商寇合一的海商之外，还有一批完全以劫掠为生的海贼，海商们要想保住财产性命，便不得不将自己武装起来：一边对付本土海盗，一边对付葡萄牙海盗，一边对付日本沿海倭寇，同时还要面临朝廷的围剿。

也正是这个原因让这个时代的中国海商兼具三种身份：做生意时，他们就是商人；面对官府围剿时，他们就变成了海盗；而遇到那群真正的海盗时，他们又变成了一支私人海军。

明朝中后期的中国海商就是这样在国外、国内多重压力下痛苦地成长着，可即使这样他们仍然掌控了东海商贸的主导权，并将势力不断向南洋推进。比如在后世被人蔑为倭寇的许栋、王直等人，就是以私人武装力量而横行东海，在其全盛时期，五峰名号到处，日本西南三十六岛均听其指挥，王直以私人力量驱使倭人，如役犬马！这种域外威风，也只有大汉时的班超、大唐时的王玄策等聊聊数人可以相比。

当然，这也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大明整体国力之雄大，反映出汉人在当时国际上地位之高超，所以许栋、王直等人才能以一点不被朝廷所支持的民间力量而笑傲沧海。可惜大明毕竟已是中华之末世，嘉靖皇帝这个偏执狂又常常倒行逆施，故海商在海外称豪称雄却不能为国内朝论所容。

东门庆听到这里嘿了一声道：“许老二、‘王忤疯’在岸上声名狼藉。士大夫都说他们‘勾引倭奴’，叫他们汉奸呢，正人君子之辈，个个羞与为伍。没想到你们倒挺服他。”

“汉奸？”赵谦和有些奇怪地说：“许船主、王船主他们是何等样人，他们是使唤倭人，又不是被倭人使唤，怎么会是汉奸呢？”

东门庆听了这几句话忽然起疑，心道：“他在我面前这么为王直说话，是有心，还是无意？”

而周围几个商人一听到这个话题，都忍不住跟着吐苦水，不过他们的这些苦水，朝廷中的腐儒是听不到也不屑听的，反对通商的士大夫所写的大部分笔记和“信史”，也多将所有出海的中国商人人斥为“通番”，只要是去过日本的一律打入“勾结倭奴”的行列，这下罪名可就大了！因此那商人告诉东门庆：万一是被本国政府抓住，第一是要想尽办法贿赂逃脱，万一逃不了怎么办呢？那就自称倭人。

贿赂官府的事情东门庆根本不用这些商人来教，他东门家本来就是福建境内最大的贿赂中间人之一，但商人被朝廷捉住逃不了为什么要自称倭人呢？这种情况东门庆也听哥哥们说过，却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要这么做。

中国地处大陆之东，大洋之西，但自南宋经元、明以降数百年间，世界商业均以中国为中心，这是中国经商海外的舟师、舵工、船商、水手等讨海小民穷年累月所造成，天朝之荣耀乃是由下而上形成的国人认识。自北宋海外商贸不断，南宋国力多靠海上商贸经营财富，船自泉州港出发经久习惯，定罗盘方向，乃以泉州为准作子午线，航行之海域，子午线之东谓之“东洋”，子午线之西谓之“西洋”。天朝数百年之世界中心地位并非中国自炫而得，实是历史之产物，得来正当，行得自然！中国自清代以后衰落，中心地位既已让出，而后世子孙以今度古，遂盲从西夷之说将祖先之成就与辉煌亦一概磨灭。然东门庆这个时代的华人却还没有丧失这份自豪。所以东门庆一听要冒认倭人心中不禁感到荒谬乃至耻辱。

却听赵谦和哀叹道：“我大明乃天朝上国，我们这些天朝子民，走到海外去也都是身价倍增。若不是出于无奈，谁会回到家乡反而自贬身份说自己是倭人啊？但要不这么说，一旦罪名查实，自己死了不要紧，还得连累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