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5到2020有毒

抗战之前，常凯申手下到底有多少部队？

这是一个很不好说清的问题。

中原大战时，常凯申能动用的总兵力达到七十余万人，而对手冯阎李白三家的总兵力超过八十多万人。而后常凯申通过银币弹加张学良相助打败对手，并顺便将韩复渠石友三之流“买成”自己的部下，入主中央，一时间可动用的兵力超过百万。

但一直到他败退台湾为止，常凯申能真正指挥的部队，都是个很难确定的数值，主要原因就是他部队的成份实在太过复杂，通常分为三种，嫡系江浙黄埔系，地方杂牌系，被银币弹买过来的“二五仔系”。

江浙黄埔系，嫡系亲儿子部队，自不必多说，相对是最好指挥，尤其是“微操”的，但是“友军有难不动如山”和“抢功逃命时不惜捅友军两刀”的毛病一直都没改过――而且在前者发生时，常凯申的“远程微操”往往效果很差。

而杂牌系，比较容易解释的，就是本是地方军阀，屈服于南京国民政府，愿意听调指挥的“老实人”炮灰部队――从内战到抗战时，这些部队经常被常凯申反复地调到战火最前线优先消耗掉。比如湘军，川军，以及抗战后的滇军。至于二十九路军，虽然基本听从常凯申的调动指挥，但由于其出身西北军，加上华北特殊的外部环境（日本人的压力），宋哲元军权、财权一把抓，常凯申对他的影响相对有限，也就韩复渠差不多。只是前者野心不大，大多数时间常凯申还是能指挥得动的。十九路军其实也属于这个类型，但因为光头逼人太甚反了。

至于二五仔部队，比如韩复渠，石友三，余汉谋等。他们本身就是一方军阀，有自己的独立财政来源，不完全依附于常秃子，对常凯申的态度是若即若离，觉得翅膀长硬了甚至会扯旗二度反蒋。常凯申对他们的态度比对待杂牌还要提防，甚至直接下场把他们干掉――例如石友三，韩复渠。而这类人也明白常凯申的德性，对他十分提防，双方属于互相利用的“同盟关系”。后来西安事变的张、杨二人，其实也十分接近这个类型。

此外还有第四种成份，也就是各个地方的士绅势力组成的地方保安团，保安队，其是以团为编号单位――不过此团非彼团，具体人数差别极大，从百余人到上千人都有。其属于清末“团练”的历史残留，通常称为“地方民团”或“地主武装”。平时“自带干粮”，地方财政自养，剿共时叫他们一起出兵打下手。而这些地方民团，本身又依附于其所属省份的军阀势力，有着“半官方的身份”。

例如：红二方面军杀出湘西开始长征前，围攻他的湘军超过一百三十个团。但实际上这一百三十个团里，正规军最多就占一半甚至更少，余下的就是这些在南京国民政府那儿正式编制都没有“省级地方团练部队”。

五次围剿时，常凯申围攻苏区的号称出动大军百万。其实这百万大军里，一半以上也是这类各种打下手的地方民团武装。从前提到过的马步芳，应对西路军时，短时间里甚至可以紧急动员出一百多个“团”组成十几万人的战略预备队。

包座松潘战役时，彭总率领的残缺的红三军团+四方面军非战斗人员临时转换的补充兵组成的六千人部队，在弹药充足的情况下，当时轻松横扫包座以北的那一万多人的“地方杂碎”，也都是这种“团练”性质的地方武装。

但这些“地方团练”式的“杂碎”部队，尽管勉强有个编制，有地方领法币纸钞当饷，但本身训练，装备都极差，一般也就能执行“守家犬”或者进行机动距离不远“辅助清剿”作战任务，当当“还乡团”，扮演类似“皇军”身边的伪军的角色。

这些地方杂碎部队本身也有自知之明，红军主力强大时，他们也是各是种避战打酱油，“机智”地充当眼线和打下手的角色。但一旦红军损失巨大被重创时，会象非洲鬣狗般，趁人之危一拥而上撕咬――例如红34师湘江之战后的残部就是这样被他们反复攻击消灭。

常凯申到底有多少可动用的军队，确切的数字，其实连他自己都不清楚。1936年时，整个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队，大概总数量在170万~200万之间。这个数字包括了各地方的大小民团在内。而隶属于常凯申，他基本可以指挥得动的，大概是在九十到一百万之间。

别看这数字好象很大，姑且不去扣除中间的“空饷空额”，这所谓的百万大军中，还要扣掉一半的“地方民团”等等，实际上他的“正规”主力部队，嫡系加杂牌，不算“杂碎”，再扣掉那些危险的“二五仔”部下，真正的核心主力，也就是五六十万人左右，大约100个师的部队。这100个师，指是可以在国内随意调动的,指挥相对顺畅的野战部队。

第三次反围剿时，常凯申出动三十万大军，被李润石的红军一口气干掉常凯申17个团，也不过是消灭了三万多人，结果就“全军大败”，原因就是，这三万多人其实全是这三十万大军的“核心战力”。别看有三十万大军，其中一半都是“团练部队”或者“半团练半杂牌”的垃圾部队，真正能打的也就十多万人，作为核心的主力部队一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