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5年1月末~3月下旬

，一入晋后，却意外地发现，自己的名声在山西比正在晋东南各地刮地皮刮得天怒人怨的孙元良还要臭，甚至到了可令小儿止啼的地步。

原因无他，有人在黑他，幕后推手有二。

一是黄克昔日长沙零元购带来的遗臭至今未散，不但湖南，甚至全中国的大部士绅们，仍然坚持认为“血洗长沙”是卫立煌奉常凯申之命所为。得罪了军头名声不会臭，得罪了常凯申，名声也臭不到哪，但是得罪了士绅这个群体，那么名声就绝对很难好起来。

背了黑锅的卫立煌就是最好的例子。

长沙零元购至今，各地报纸提起他来，都是拐弯抹角地在说怪话，更有甚者，把“卫立煌”换成了“卫立蝗”，更缺德无比地给他取了“蝗虫将军”的外号。

而让卫立煌未入山西，就名声更加臭不可闻的第二个推手，却是阎老西。

阎老西的“坐壁上观”，最大的问题，就是许多地方士绅死脑筋，“不配合”。

山西三地，北边的大同背靠中央军，相对最为安全。太原重兵云集，死守个一两年也不是问题。最弱最危险的，反而是最南的临汾，阎老西总是担心兵力不足。临汾以农业为主，周边的那些土财主们，他们总是舍不得家中的坛坛罐罐，要动员他们带上武装家丁躲入城中可不容易。

在他们看来，红军是要钱又要命，常凯申只是要钱。尤其是晋南地区的士绅富户们，在他们看来天塌来有高个子法，是薛仁贵与勃国公主的民国版。

结果没过两月，你“张仁贵”就一枪把救你于危难的“勃国公主”给打死了......

尽管事后张灵甫绞辩说这女的通共，但大伙都心知肚明是乍回事，他被判了死刑（其实是不会执行，骗人的），然后就被关进陆军监狱了。

躺在监狱的床上，他安慰自己道：

“是祸不是福，就第一军这副鸟样，又是孙元良这个饭桶鸟人带着部队，此番入晋，凶多吉少。我没跟着过去，或许是对的！”

当张灵甫躺在陆军监狱的床上时，被他称为“饭桶鸟人”的孙元良，则正在山西晋中的辽县，快乐地盘算着今天的收获。

入晋之后，由于委员长下令“缓慢行军”，深明委座心意的他，也一直开心地“稳步前行”。为了绝对的安稳，麾下两个师在前，他这个“军座”，则牢牢地躲在后方“数钱”。

山西真是个好地方啊！这里的士绅真富啊！

一路过来，他一路“索饷”，腰包是装得鼓鼓的。索来的银元财物，足足装了三辆大卡车还有余。

过去的三个月，孙元良是穷坏了！

被任命为新编第一军的军长时，孙元良只开心了一天就笑不出来了。

“第一军是个臭坑。”

张灵甫明白这个道理，他孙元良这么聪明的人怎么会不明白。

杀妻张明白这个道理后，虽然坐了牢，心里却在为跳出这个坑而庆幸。

他孙元良看得更明白，所以进来后，就一直尽可能地站在坑的最边上，努力地准备随时跳出去，同时努力地捞钱。

“现在进山西，走最快的人一定会被红军痛打，这是傻子都知道的事。五十七军，六十七军，这两支东北军突然这么听话地就跳进去了，这事真是古怪呢！尤其是那个王以哲，他给我的感觉怪怪的，老是让我想起了黄浦时那些后来投共的人......”

他孙元良别的本事没有，但是对危险的嗅觉却是天生的！

所以从一开始，孙元良就小心翼翼地让自己不要掉进这坑里。他的师部门口永远停着一辆状态最好，加满油的车。过去的这段时间，他和那个叫林长河的家伙，走私军粮，倒卖军械，各种刮油刮得很开心。

“我老孙知道自己是啥德性，打仗我确实不行，但要论发财和保命，嘿嘿......”

孙元良在睡前，拿出根金条，放在嘴边咬了一口，真香.......

第二天一早，孙元良醒来，吃过早餐后，正要考虑行军，身边的勤务兵突然拿着一份电报跑过来。

“军座，石门那儿出事了，机场遇袭！”

孙元良接过电报，瞄了一眼，数秒后，他扔掉电报，二话不说，戴上军帽就往车子那儿走。

“军座，要去榆杜吗？”

“去个屁的榆杜！共军都在那等我们呢！撤，撤！带上所有的车，警卫营跟我一起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