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5到2020

怕的大屠杀。

石要过火，草要过刀，人要换种！就是这群所谓的“中央军”喊出来的口号。”

“男人，老人，还有小孩子，被毫不留情的屠杀，很多甚至是以活埋的方式进行的。而妇女在被奸淫过后，再被贩卖到各地的奴隶工厂，要不是这次红军俘虏了大量的中央军士兵要求交换，天知道这些妇女们未来的命运会怎么样。”

“我见过那位常委员长，也见过他的夫人。他们俩都是看起来相貌堂堂，仪态非凡之辈，也听过他对着国民发表的各种天花乱坠的演讲，他们身上什么都有，但我唯独没有在他们夫妇身上，看到过一点对平民应有的慈悲善念.....”（《史沫特莱回忆录》）

位于南边宝鸡战俘释放处的埃德加.斯诺，看到的却是另一副画面。

斯诺在他后来出版的个人传记《西行漫记》里，记下了这样的场面。

“宝鸡城外，约两万人的队伍，排成几公里的长龙，以相对整齐的姿势等着被释放。除了那些军官外，普通士兵的气色、比半个月前我在俘虏营里看到他们时要好不少。”

“这些士兵都是八月五日到十日这五天里，被中国政府称为“匪军”的红军部队所俘虏。最初被俘时总人数，最高时一度达到三万人——按红军方面的说法，其中五千人是从松番到西水这条运输线上被俘的运粮辎重部队人员，也就是所谓的“运输民工”。在把他们带离川北这处苦寒之地后，红军在支付了工钱后就将这五千人沿途分批释放回家——之所以支付工钱，是因为此次战役，红军把整个西北方面军（指胡宗南部）为战役准备囤积了数月的物资一扫而空，由于要搬运的物资实在太多，所以就临时雇佣了不久前还在为敌军服务的民工。他们不会被视为俘虏，只是被雇佣的平民。”

“到达天水时，被俘中央军战俘还有两万六千人，其中三千是“甘陕当地人”，这些人在两天内就被当场释放。释放时，现场有多名外国记者或传教士帮助清点人头计数，并拍下了相关照片。（其中一名记者是胡宗南的随军英国记者:约翰先生）”

“而余下的这两万三千名战俘，约有一千多人是伤员，他们都是在那五天的战役里被俘的。令人惊讶的是，红军当时居然雇用大量的民夫把他们运出川北，而后更逐渐地聚集到天水地区，集中治疗。这种非常讲人道的做法，赢得了全体被俘人员的好感。我亲自去过红军的战俘营，那里当时是个大工地，大批的战俘正在那儿修建自己的临时住地。只现场只有少数红军在看管，大部分时候，都是战俘们自己管理自己，如果有人要逃跑，其实是很容易的。”

“但是据我所知，根本就没人逃跑。至于原因则让我很惊讶，有一个叫萧白浪的战俘回答我：我们为什么要逃走？在这儿比给常光头（注：红军对常委员长的蔑称）卖命时，吃的要好多了。这个叫萧白浪的士兵告诉我，他当常凯申的兵时，只有打仗前才能吃上饱饭吃得好，而被俘之后，却天天都能吃饱。后来我再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撕掉了自己军服领章上的青天白日标志，成了一名红军战士。”

“事后我从红军高层那儿得到数据，大概有两千名中央军的士兵，后来主动要求参加红军。我采访了这些人，询问了他们加入红军的理由，答案都差不多：当俘虏的时候能吃饱，不打骂，尊重人格，而且有病治病，所以就投红军了。”

“我的英国朋友用讽刺的语气对我说，这群士兵被俘一个月后，其实个个比被俘前都胖了一些，原因是他们天天都能吃饱。在“白军”和“红军”两军中都待过的他，评价两军的伙食道：红军的俘虏吃得比第一师的士兵都要好。至于49师那边，换成我们大英帝国，谁敢给士兵吃那种东西，下面早就兵变了。“

“俘虏交换前夜，我进入那些即将被释放的士兵中间，询问他们将来在战场上再次和红军相遇时，他们会怎么做。起初大部分人没有当场答我，但有个年青的士兵小声地私下对我道：长官要求他开枪时，他会朝天打枪，只要战局不利时，他就会在第一时间主动投降......”

“红军并不是白养这些俘虏的，在俘虏营的那段时间，身强力壮的俘虏会被带出去劳作，主要是建设营房，挖水渠，说是为来年的灾涝作准备。不过参与劳作的俘虏可以获得更好的伙食，同时也按劳动量计算工分发给工资。我采访的这个士兵当时靠替红军做工一个月，总共挣到了十个银元。”

“这个士兵后来回归了重建的第一师，几个月后，第一师再次全军覆没。我再看到他时，他已是一名红军战士，而且当上了班长。再次采访他时，他告诉我，他从宝鸡回归中央军时，遭遇了中央军的忠诚审查，审查他的人其实什么也没作，只是把他从红军那儿打工挣到的十个大洋全抢走了。后来红军和白军（原话）再开战时，他就鼓动身边的人，大概有十多人，连人带枪一起“战场起义”，投靠了红军——我后来的认识的中国朋友，在这里给我加了一个批注：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在采访这些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