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5到2020

军嘴里的“白军”士兵的过程

中，我还发现一件事：大部分的白军士兵都不识字，许多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有趣的是，被俘之后，他们反而学会写自己的名字了——原因是红军的政工人员，每天都给他们上政工课，并教授他们初步的文化：学写自己的名字。和“白军”相反，红军士兵中的识字比率高得惊人。为了提高识字速度，他们还发明了一种办法：在行军背包上贴上字条，上面写字，这样士兵们就可以在行军中沿途识字,这真是一种巧妙的发明。

我采访过红军的首脑李润石——也就是在民国南京政府的报纸上，反复被击毙无数次的那个人，他告诉我他对提高士兵文化的看法。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愚蠢的军队不可能打胜仗!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战的士兵，更不可能有高昂的士气。”

我问过许多红军士兵，你们为何而战？他们答我：为了穷苦人而战，就是这么简单。

在俘虏营里，我经历过两件印象深刻的事。

一件是诉苦大会。让被俘的“白军士兵”上台，讲述自己受过的苦.....往往一场诉苦大会说完后，现场哭声一片。许多白军士兵，就是在诉苦大会过后自己摘掉了衣服上的青天白日标志，变成了红军......

另一件事，却是红军组建一个戏剧团，定时地在俘虏营里演出，我看过其中一场戏，戏的名字叫《白发女》。这场戏也有惊人的效果，往往一场戏演完后，许多看戏的士兵也由白转红。

南京政府指责红军的这种行为是在给他们的被俘士兵洗脑，但是他们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天水地区的被俘“白军”，被释放时，已降至两万。那一个月的时间，约有十分一以上的白军变成了“红军”。虽然转化率只有十分之一。但是余下的没有转化过来的人，也斗志全无——在我看来，他们就算回到了中央军，也不可能再对红军造成威胁了。我上面的说的那个先回归中央军，过了几个月后却拉了一个班的“白军”战场起义，主动投靠红军的战士，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

......

“在所谓的“匪控区”进行采访时，我意外地遇见了我的老朋友，英国的同行约翰先生，他是八月十日那天，随着第一师全军覆没一起被红军俘虏的。在我来到天水前，他已经跟着红军一起行动了近一个月，拍到了许多珍贵的资料照片。我们这些记者当时是急着赶到天水去抢更多的新闻，而他则正相反，是急着离开天水到外面，把手中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向外传播——真是太让我嫉妒了。”

“按约翰先生的说法，天水那儿有一家洗相馆，离开那儿时，他已借着那儿的机器提前洗出了不少照片。因为双方过去友好的关系，我有幸提前看到了几日后在各国报纸上登出的照片，其中一张照片，给我印象极其深刻。”

“照片上的内容，是成片成片地军队，躺在街道上睡觉，露营的场面。背景是一座座没有门板的居民房。”

“那是在天水南部一处名叫皂郊镇的地方拍的照，我后来特地去了那个地方。当时约翰先生跟着红军主力部队到达那里时已是傍晚。小镇不大，只有百户人家。到达小镇时已是傍晚。当时驻扎进入小镇的红军有好几千人，但这些红军没有扰民。除了花钱向当地居民租借了部分房子供伤员居住外，余下的最多也只是借来门板和稻草，然后就在外面的街道上席地而睡。”

“约翰先生告诉我，他当晚没注意到这事，一直在红军分给他的房子里睡觉。当时屋里还挤着其他房子邻居临时搬来的住户——他们收了红军的钱临时把自己的房子租了出去。禁止强占民房，这是红军的铁律，没有人可以违抗，所以也就有第二天起床时他看到的那一幕。”

“约翰先生告诉我，第二天他一早起床时，看到数千人躺在街道上安静地熟睡，毫无扰民举动的场面，同样也感觉震憾无比，于是就拍下了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后来让他得到了不列颠新闻奖，和我告别时，他用略带恐惧的表情对我说：中国的未来，是属于待在天水的那群人的，大英帝国迟早会被他们从这片土地上赶走。

我也认同他的看法。

我从九月一直待到第二年二月，这才结束了甘陕地区红军控制区的长达近半年的考察，当时我是从北方的延安南下返回西安，准备从那里乘火车返回北平。

当时我穿着当地人的衣服，混在一群要前往南边集镇赶集的中国农民的驮车上，赶车的是一个白发的陕北老农，车上还坐着其他几个人。快到集镇的时候，前面的路口有一队约百余人的红军队伍在跑步操练，由于道路较窄挡住了道路，马车无法通过。于是车夫老农挥着鞭，叫嚷嚷：“让让，让让”。

然后这群身上扛着枪的红军士兵，在道路上三队归为一队，列成一行，让我们的马车从让开的道路上通过。

老农很自然地吆喝着让士兵让路，而士兵们也很自然地为老农让路，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这支军队为什么能在一路战斗中走了两万五千里都没有